第444章
让召募来的文职人员担任集团军群的情报军官而获得很大的成功。 第一流的智囊成为研究敌人的专家；由于用不着担心前程，他们既能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职位，也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德国人蔑视技术人员，称他们是“技术负担”，他们觉得技术人员妨碍了作战（比如，装电话线耽误了指挥官的时间，使指挥官丧失了主动权和势头）。他们没有认识到搜集和筛选情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因为这样就迫使情报要千方百计地通过一个额外的指挥层次，而且削减了情报参谋在同作战参谋观点不一致时可以向参谋长表达他的观点的权力。同别国的军队相比较，整个德国制度不重视情报工作，在别国的军队里，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都是参谋长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级。 有两个因素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战时缺乏一般参谋，促使军队让预备役军官担任许多师的情报参谋，这些人实际上发展成为情报专家了。格伦极力要求情报参谋至少同他们的作战参谋地位相等。不过前者总是被认为违背准则，而且从未占据军以上情报参谋职位，后者并不调整作战参谋同情报参谋的主从关系。只是在后来，防守的形势使格伦和情报参谋们能够不时地帮助司令官们保全人员和物资，军队才真正开始缓慢地、勉强地、部分地改变它对情报的态度，但是改变得太少了，而且为时也太晚。 一个相当不同的因素，削弱了纳粹国家的高级情报机构。这就是它的权力结构。纳粹党人称它为“元首至上原则”，但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早就把它说成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它损害了情报工作，既减少了情报的数量，又降低了情报的质量。 在纳粹德国，唯一的权力源泉是阿道夫・希特勒。这纯粹是个人权威：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这种权力来自群众和领导人对他的信仰，把他当做革命使命的化身。韦贝尔将这种权威同另外两种权威作了比较。世袭权威保持了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古代埃及和满清中国就是这种典型。 法制权威力求合理地履行法定准则；这种权威通过一批有专长的官员实施，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来组成一个官僚机构。西方民主政体就是最好的典型。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来自他人的信仰，希特勒的感召力在德国人中间唤起了狂热的激情――远远超过世袭王朝或合理的宪制政府所能做到的。由于信仰他们的元首，德国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修建高速公路，举行火炬游行，重建陆军和空军，征服了大部分欧洲，撵走劣等人，净化了欧洲大陆。希特勒经常吹嘘他的政策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由于信仰他，精疲力竭的士兵即使在绝望的一九四五年还是奋力作战。 感召力就是这样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有它的不利之处。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是没有力量的，最后，它不起作用了。 表面看来，严格服从元首的原则使得纳粹德国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由一个组织严加控制，显然，这个组织的指挥系统上自希特勒，下至最低层的领导人，这就是常说的“铁板一块”。然而它的内部却象一个繁衍的蛇窠，每一条蛇都想把别的蛇吞掉， 自己没有明确的任务或职权，只想赢得希特勒的垂青，以便加强自己的权力――这就是希特勒至上的原则的实质体现。 由于民众不能对希特勒行使权力，他就不受法制或传统的权威的限制。他可以任意安排他的人员和机构。他所希望的，事实上是要人员和机构重叠，让他的下属互相竞争，他这么做可能出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因。第一，他相信通过竞争，强者就会爬到上层。他在党内和党与政府之间运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二，使机构重叠可以保障他自己的权力，便于他控制。如果让一个下级在某个领域里独揽大权，那就是把知识所赐予的权力让给那个下级；希特勒就成了那个领域里的那个下级的俘虏。另一方面，把一个领域里的权力分散开来，让几个下级担负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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