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的。但他脑子里想着根本就不存在的军队，说道：正在泰晤士河以南集结的盟军部队，一俟斯凯尔特河被盟军打通，就能迅速开赴前线。希特勒听信了历史上最大一次欺骗活动的最后这一声鼓声，这次欺骗活动，使希特勒输掉了西线的战争。 注： 1 、加来海峡是法国的一个省，该省与英国之间的海峡是多佛海峡，也叫加来海峡。 27.狂妄自大，光荣，感召力，元首 德国就这样在情报战中打了败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战略转折点，她的情报工作都失败了。它低估了俄国，事前对盟军进攻北非一无所知，袖手等待着盟军在巴尔干半岛的西西里登陆，误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佯攻。尽管在考虑作战和战术形势时，它常常预料到了敌人的进攻，但它有时候却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譬如，它没有预料到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对中部集团军群发动的进攻。 看起来，德国情报工作成绩差得无比。但对它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最好成绩了。每一个情报机构都在竭力实现使徒路加说过的话： “没有不暴露的事情，也没有不被人所知的事情。”谁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军队部三处第一任谍报头目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将军写道： “甚至最好的成果也满足不了当事人的愿望，这永远是每一个情报机构的必然悲剧。”这样说来，是不是对德国情报机构的要求太多了？它在调查别人脑海深处的秘密时，如果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是否达到了极限？或者别的情报机构做得更好？ 别的情报机构确实做得比较好。虽然日本的情报工作同德国的一样糟糕，虽然对俄国的情报工作了解得不够多，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英美的情报工作却远远胜过德国。英美两国估计敌人的实力比较准确。譬如说，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驻法德军兵力的了解通常能深入到一个师的内部。当同盟国在一九四二年华盛顿会议和一九四三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重大决定时，它们对德军兵力的估计数字相当准确。在进攻诺曼底以前，它们的估计只差一个师――它们说有五十八个师，事实上有五十九个师。误差不过百分之二。而德国对同盟国在英国的师的数目的估计，误差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同盟国情报机构预料敌人的意图也比较准确。它察觉出希特勒放弃了进攻英国的计划，发现他转而打算进攻俄国。它充分了解到德国的火箭和原子弹研制的情况，使同盟国能够发动空袭，推迟或破坏了德国的这两项试验。在许多个别活动中，它都预报了敌人的动向。在茫茫的大西洋上进行海战的德国潜水艇，发现同盟国的飞机突然从地平线起飞，用深水炸弹进行攻击。在安齐奥的两个美国师，由于得到一份截收情报，得知希特勒正从希腊派遣九个师去增援防御部队，因而避免了过份分散自己的兵力和可能被切断而全军覆没的危险。 同盟国的情报工作也不是完好无缺的。它们在挪威、阿纳姆和隆起地带战役中犯了估计错误。他们对德国飞机生产的估计，要么过高，高出百分之七十九，要么过低，低了百分之三十三――高低的差距超过百分之一百。战略情报处给罗斯福总统提供的情报，就象卡纳里斯给希特勒提供的报告那样，常常缺乏关于敌人及其意图的内部情报。但是，尽管如此，同盟国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们破译密码的能力比德国强得多，因此它们的口头情报占优势。相比之下，德国人就显然差得多。 五个基本因素造成德国情报工作的失败：一、盲目的狂妄自大，使德国脱离现实；二、侵略活动，导致忽略情报工作；三、军官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使许多将领敌视情报工作；四、纳粹国家的权力结构，严重损害了情报工作；五、反犹太主义，使德国情报机构丧失了许多有才能的人。 虽然人们常常认为反犹太主义只是希特勒的德国的产物，其实反犹太主义早就对德国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起着有害作用。因为它排斥了许多爱国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可以做出大量贡献的。例如，普鲁土军队干脆不任命犹太人为正式军官。纳粹党人强化了这种态度，加剧了恶劣影响。他们要科学，技术和学术机构奉行纳粹党哲学，把犹太人排挤出这些机构。他们制定了一项法律，令人可笑地说是为了“重建专业文职机构”，这项法律命令： “凡不是雅利安血统的官员都要辞退。”尽管这对军事机构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儿几乎没有犹太人可以解雇――例如在海军通讯情报处，似乎没有让谁离开――但是对其他方面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纳粹党人驱逐了格廷根数学研究所的犹太人所长，德国这个第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从此就垮了。这样一些剥夺许多犹太人科学家的职业的措施，加上街头羞辱和仇恨犹太人的气氛，便把他们撵出了德国。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源源不断地涌往大不列颠、俄国，尤其是美国。 他们的才能都是很高的。且不说艾伯特・爱因斯坦出类拔萃，就是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同行中也是鹤立鸡群的：单在数学方面，约有百分之二十的犹太人被选入他们东道国的最荣誉的学术团体。三十年代的德国并不感觉到失去了他们。他们的离去，使德国产生涣然一新、队伍纯洁、未辱使命的痛快感觉。但是，即使是最强大的刺激，也弥补不了让平庸之才取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反犹太主义不只限于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机构也受到了传染。但是他们没有系统地排斥犹太人，他们并未拒绝犹太人在文职方面的帮助。最富有戏剧性的结果是：同盟国在犹太人科学大脑的帮助下，造出了原子弹，而德国人由于失去了他们（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却没有造出来。在情报方面，同盟国拥有许多德语说得很好的人，这些人担任审问者，发挥了非常难得的作用。他们保留了象威廉・Ｆ・弗里德曼那样的犹太人，弗里德曼是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解开了日本的“紫色”密码机的奥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洞悉了德国和日本的政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一方面挖掉了希特勒的情报潜力，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强了同盟国的情报实力，这样就加倍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 德国人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狂妄自大，就这个民族对现实的感觉来说，这个指责是正确的，而情报工作只不过是这种感觉的具体化的一小部分。狂妄自大使德国人对世界具有不真实的看法，从而导致这个国家作出了许多有害的决定。 这个缺陷似乎是由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造成的。在德国，民族优越感比在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强烈。思想更僵化，独裁主义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明显，这就妨碍它根据现实情况来纠正错误。这个心理因素，来自马丁・路得的学说。德国疏远西方，是有着极端沙文主义的根源的。 在鼎盛的中世纪，在西西里出生和长大的霍恩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卡纳里斯被处决的前夜还阅读他的传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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